泰国内阁批准关于加入金砖国家意向书草案

1.内涵厘定：与合法性、合理性原则的差异善意履职原则与合法性原则内涵区别明显，与合理性原则的内涵稍有重叠，但仍有明显差异。

以此为标准，198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国家安全机关行使公安机关的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职权的决定》(以下简称《国安决定》)、1980年9月10日全国人大通过的《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决议》等决定或决议都是宪法解释。例如，《国安决定》虽增设新型公安机关，但既没有增设公安机关整体的职权，也没有削减它已有的职权，只是在已有职权范围内重新划分了相关的行使主体，这就不会对国家机构整体的权力框架造成实质影响。

另一方面，从前置程序上回应社会需求。(34)参见杨尚昆：《关于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说明》，载刘政、于友民、程湘清主编：《人民代表大会工作全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页。根据《宪法》第59条第2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由其常务委员会主持。(46)上述典型实质宪法解释的共同特征，就是都以国家机关权力的创设、分配或明确界限为核心任务，并不直接涉及公民和各类组织宪法权利的保障，而通说认为，权力制约与基本人权是现代宪法的两大基本原则，这应当贯彻于宪法实施的全过程，不可有丝毫偏废。④李鹏：《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上)，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268页。

典型的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为例，它往往是在有关宪法案件(cases)或宪法争议(controversies)的判决中，以附带审查而非宪法解释案来处理宪法问题，核心要务是以此保障个人权利、维持宪法持久的生命力，却不在于是否遵循某种形式以及专门程序解释了宪法。(73)可惜，《工作要点》便是解释机关自行扩张的典型，这说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履行职权的行为确实可能出现合宪性问题，尽管或许是无心之失。所谓未被组织起来的领域中的风险，主要是指来源于自然界的风险或者由于无组织而产生的风险（如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在社会契约论学者那里，正是这些风险促成了政治统一体的形成。

在责任性质方面，民法引入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是私法制度中执行公法目的的机制，与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存在竞合。强化宪法的稳预期功能，以宪法统筹预防型法治，可为不可避免的法律变动提供稳定的内容和方向，稳定社会公众的预期。[1]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中规范稳预期是指以宪法统摄其他部门法规范，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相互融贯协调的预防型法治体系。

[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0页。但是对现代社会中复杂多变的风险进行预防可能要在一定程度上损失法律规范的稳定性。

其次，国家权力干预的范围增加。稳预期强调法治应当具有稳定性，以此给社会提供稳定的预期。在自由法治国家，个体享有充分的自由意志，国家设立的目的之一就是保护这种自由。国家不可以因为别的其他最终目的而对他们的自由进行限制。

宪法也应当在自身的框架内积极探索，合理分配国家、社会与个体的风险责任，充分发挥三者在风险治理中的能力，为预防型法治的良好运作提供结构基础。如1954年宪法在制定过程中进行了充分的民主讨论，广泛吸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对于风险的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首先在有关环境的国际协定、公约、宣言和决议中迅猛发展，之后逐渐具有了国际习惯法的地位，进而影响到了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立法。[42]预防主义宪法不能只局限于限权，还要注重对国家权力的赋能，在宪法框架内充分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释放国家治理效能。

[38]林来焚：《人的尊严与人格尊严——兼论中国宪法第38条的解释方案》，载《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第53页。具体而言，预防型法治建设受到宪法中以下三对关系的制约：（1）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关系。

同时，现代社会风险具有广泛性和系统性，风险预防需要调动全社会的资源，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只有国家有能力做到这一点。[36]Vgl. Thomas Vesting， Vefiassungageschichudliche and verfussuingodogmatische Grundlagen， in:Horst - Peter Gutting /Christian Sehert/Walter Scits（Hrg.），Handbuch des Persnonlichkeitsrechts， 1.Aull.，C. H. Beck， Mtnchen，2008，5.108.转引自王错：《论宪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及其对民法的影响》，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3期，第104页。

[12]质言之，这三种责任是并行的，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不影响民事责任的承担（《行政处罚法》第8条和《刑法》第36条），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也是相互独立的。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87、131、353、389，457页。因此，人是前国家状态中的主体，人格是社会中的角色。（二）建立宪法的直接实施机制我国宪法实施的基本途径是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推动和保障宪法实施。预防型法治建设面临着规范体系不稳定、国家权力扩张、价值衡量难以决断等问题。《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并且，风险预防很容易陷入为了管控而管控的思维方式，忽略了实现公民权利这一根本目标。尤其是在风险评估、风险监测等制度将科学决定注入法律规范后，宪法一方面需要对引入的科技立法与决策进行合宪性审查，避免引入的科学技术本身对社会秩序和基本权利造成损害，另一方面也要对变动中的法律规范进行二次审查，防止法律规范因动态发展的科学技术而逐渐悖离宪法。

最后，预防型法治体系需要更高的协调性。传统法治国理论认为国家权力是公民权利的最大威胁，应当将国家权力限制在最小范围内。

[6]参见张海诗：《风险社会的宪法结构分析》，载《湖北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因此，可以探索宪法中关于国家机构职能规范的直接实施机制。

《宪法》第28条体现了国家安全保障义务的动态性，《宪法》第33条第2款人权条款与第38条人格尊严条款则进一步指明了宪法的预防领域。风险预防还要处理好风险规制与人权保障的关系。同时，通过完善宪法监督制度，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维护宪法权威。预防型法治要以宪法价值作为指导，法律规范的变动以及法律的适用不能突破宪法价值的约束，损害公民基于宪法形成的共识。

针对现代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国家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向这些风险领域扩展。因此，加强宪法的实施，切实维护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仅从位阶上使宪法凌驾于一切法律规范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内容上使宪法成为真正意义的母法。

防范社会风险、稳定社会预期是国家必须要承担的公共管理职责，如何充分发挥国家的作用同时又限制国家权力滥用是宪法需要回应的问题。现代社会具有高度的复杂性，[17]社会诸要素之间存在着多种关联可能性，借助现代通讯、运输等技术手段，社会要素之间的关联也变得更加迅捷。

[34]1997年刑法对反革命罪予以修改，绝大部分反革命罪下的相关罪名被分解到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罪三个部分。目前我国已经有了直接实施宪法的实践。

预防型法治应当在宪法确立的结构基础之上建设和运行。法治稳预期功能的核心是以法律规范的稳定性对抗社会现实的变动不居。李忠夏：《风险社会治理中的宪法功能转型》，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同时宪法也规定了我国目前所处的阶段，厘定了国家、社会与个体的相互关系，这又构成预防型法治对社会期待的限制。

四、宪法稳预期功能的实现途径充分发挥宪法的稳预期功能，需要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不断提高宪法实施和监督水平。因此预防型法治建设对法治稳预期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风险预防以安全为导向，倾向于消除一切风险因素。在宪法体系中，生命权居于优先地位，只有生命权受到尊重和保障，才有可能实现宪法规定的国家目标，宪法规定的其他基本权利与自由才有意义。

现代社会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更应该强调法治的稳预期功能。但是风险具有双面性，其中蕴含着发展机遇。